世纪之交，读罢《学林春秋》，不禁喜从中来，既惊叹其精湛，又消除了我多年某些“人琴两亡”的忧虑。这本书由40位学者概述了自己一生的学术观点和治学途径，时间跨越六七十年，反映了几代学人薪火相传的历史，是可以当作一本当代学术简史来读的。这是中华书局继大规模整理出版古籍之后，为中华文化所做的又一次“抢救”贡献。编者张世林先生确定心愿：“哲人其萎，抢救当行！”他是于1986年兴萌此愿的。几经起伏，有志竟成。但邓广铭先生在欣然接受《我和宋史》的约稿以后，已经来不及下笔了。还有的老先生初稿未竟，与世长辞。悠悠长水，只有待后人来补救了。
此书的40位作者，均为当代人文学科一时之选，年龄在80以上，最长者为金景芳先生，已经白寿。他们在30年代进入学林，40年代已有相当的创作问世。在战争时期，历经颠沛困顿之苦。和平时期到来以后，又受到各种运动的冲击。但是他们孜孜石乞石乞，上下求索，执着地为弘扬中华文化而任劳任怨，在中华民族悠久绵延的文化史上，永远有一席之地。
我不是学林中人，只不过敲过几年边鼓，理解到人文各科对绵延中华民族的意义，同情学者们的忧乐甘苦，这也是“文革”以后的事情了。80年代前期，我在教育部管理文科工作，当然是服务性质的。面对当时文科遭到长期破坏的情况，教师又大都老化，而文科危险、文科无用的思想还远未消除，某些学科面临薪火俱灭的危险，我和老教育工作者傅克、季啸风等同志一道，急谋抢救和补救。当时我们加强调查，向许多老先生面聆请教，争取为他们配备助手，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强化研究生的培养，加强图书馆和学报工作等，是理之当然，最低限度的。这个期间，在古籍整理和加强敦煌学、土鲁番学研究两大活动中，调动了老先生们的积极性，恢复了他们的学术青春。
1981年9月，在陈云同志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成立了由李一氓同志主持的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教育系统的古籍整理，国务院拨有专款，由周林同志牵头，并曾请到钱钟书先生指导，有计划地开展了整理工作。对于加强敦煌学、土鲁番学的研究，当时有关各方的意见不尽一致，后确定由教育部出面，会同社会科学院、文化部和甘肃党政机关、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召开敦煌学土鲁番学学会成立大会和学术研讨会，由兰州大学承办会务事宜。当时任文科研究处处长的章学新同志几经往返，颇费了一番折冲工作。1983年秋天各方专家集会于黄土高原，推举季羡林先生为会长，颇极一时之盛，显露出我国学者的雄厚实力，开始了敦煌学和土鲁番学的新的研究态势。兰州军区萧华上将也到会祝贺，表达了人民军队对祖国文化的尊崇和护卫之意。日本有人曾扬言敦煌学在日本的笑话破灭了。
但是，我们当时还未想到应该编写出版《学林春秋》这样的书。现在看来，《学林春秋》也只能在20世纪末才能成书。这是我国大气候和学林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从50年代批判《武训传》和不断发动政治运动以后，到70年代末重新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前，国学园林是寂寞的，学人们的心情是压抑的。在十年浩劫中，更是文野颠倒，学术园林一片荒芜。张中行先生在《流年碎影》一书中，对当时的社会心态，有生动而深邃的描述。新时期到来，拨乱反正有很大成效，学人们苏醒了。但是，无论是整理旧作，或是重开新篇，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每一位负责的学者，在他们的鸿篇未就之前，是不会轻易露面的。历史的事实是明显的，许多著名学者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问世的。
《我和校雠学》一文的作者程千帆先生的治学道路，也许具有典型意义，并颇具传奇色彩。1982年前后，我曾两度到南京大学进行调查研究，也两度拜访程先生，可以说相晤甚欢。他毕生从事校雠学，和这门学科甚至同“雠”这个字共命运。50年代的教学改革取消了校雠学这门课。在整理异体字中，“雠”字也被等同于“仇”字而被淘汰，要等到1986年这个字才重新被确认为不可替代的规范字。程先生于1957年被打为“右派”，1975年彻底平反。
程先生九死无悔，还是钟情于他那部《校雠广义》。数十年的心血，已在浩劫中毁于一旦，只能从头作起。但他已感到力不从心，只能先培养研究生，记录整理出口授的《校雠学略学》，再同徐有福先生合作，完成了《校雠广义》的定稿。这本书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再加以发展创新，在国内首屈一指，在全球中国学界当然也是第一。
我读《学林春秋》，还十分信服诸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他们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并具有批评精神，从而达到了求实寻真的治学成果，自成一家之言。
在《我和先秦史》一文中，金景芳先生重申他坚持的“四不四贵”的治学态度，就是不自欺欺人、不枉己徇人、不立异、不炫博，以及贵创、贵精、贵平实、贵客观。他还说他写书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但是，“我没有依草附木，随波逐流。我说的是自己的话，走的是自己的路。”1983年，我曾经拜访过金先生，并蒙他以《中国奴隶社会史》相赠。至今我还能回忆起金先生谈他的治学态度时的耿耿之心。
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金先生认为秦统一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不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分期主张。
当然，这也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中国历史悠久，新材料不断被发掘出来，可以争鸣的问题太多。百家就是百家，也许不止百家，但决不是两家争鸣，更不应该是一家独尊。任何个人，任何学派，都不应该在任何学术问题上，贴上任何标签。一语定不了乾坤。在学术争鸣上，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否则就只有学术停滞和文化衰竭。新时期中逐渐兴起的百家争鸣的新格局，值得永远的维护和珍惜。
掩卷沉思，不能不深深怀念我国近代国学各位大师的伟业。章太炎先生自有其不易的宗师地位，鲁迅、胡适、郭沫若等先生都有名著传世。其后，是20年代后期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崛起，在我国国学的承传事业上，曾极一时之盛。当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导师联袂讲学，从学者也都是一时之选。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法》，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都撰述于此时。惜二氏中年早逝，二书遂成绝响。其后，研究院结束，赵氏他去，陈寅恪在清华园继续未竟事业。日寇侵华，抗战军兴，陈氏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历经颠沛困顿之苦，在昆明、桂林、成都、香港等地，讲学著述，弦歌不辍，为华夏民族学术文化之振兴作出重大历史贡献，也确立了“一代文化托命之人”（刘梦溪先生评语）的历史地位。
陈寅恪先生对古今中外文史诸领域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均有创造性的成就，而享誉中外的首推中国史学。陈氏的入门弟子王永兴先生在《略谈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一文中评述说：“史学研究者称赞陈寅恪先生精于考据，甚至说他是考据专家。其实，精于考据并不是先生之学的主要特长。我认为先生之学的主要特长是：（一）以史学而论，关于唐史的论述，有他自己的创新见解，自成体系，而这个体系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二）着重通识。（三）朴素的辩证方法。（四）重视形势对重大历史事件和政策的决定作用。（五）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方法。”王永兴先生也是唐史专家，他归纳的这五点自然大体也是他师承的研究方法。两代学者对唐史的成功研究，是否可以证明这五条治史方法是正确可用的呢？当然，我想陈王二氏也只是一家，是不会妨碍其他学者采用不同的治史方法的。
陈寅恪先生和夫人唐?先生在十年浩劫中蒙难。这是我国学术文化上的极大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痛定思痛，当立碑永志，以警百代。
《学林春秋》编者张世林先生说，他编这本书的主旨，是为了给中国20世纪学术史做一小结。这个主旨可以认为是基本体现了的，但也并不妨碍其他学者用另外的方法和角度来编写20世纪的学术史。张先生还有志于再编续集。我想，届时当有一批六七十岁的学者名列其中，这批学者是在共和国建立以后步入学林的。他们的成长也自有其特色，是不能忽视的一代。
在此，我想到章培恒先生，他算是陈寅恪先生的再传弟子。1982年，我在复旦大学访问过他。他当时正当中年，学术上已有相当成就，从日本讲学归来。青年时期，培恒即因胡风一案受到牵连，被开除了党籍，但幸而保留了公职。又幸而遇到蒋先枢先生给予多方面的关怀和培养，把他从危困中扶上学坛。蒋先枢先生为陈寅恪先生的托命之人，他在编辑出版《陈寅恪文集》的同时，又撰写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他在这本书的卷头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倏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逝世已将10年，余亦老矣。”这是1979年的事。过了18年，蒋先生已经去世。这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这本书的增订本，乃请章培恒先生撰写后记。章先生当然义不容辞，在后记中说明了蒋先生生前订补的苦心，并恢复了前版中删除部分的情况。他还感慨系之地说：“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已将10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是的，老了，老了，生老病死，人不能免，薪火有传，就是对一代又一代的学人的最大安慰。复旦版《中国文学史》的问世，不就是章培恒对先师、先太师的最好答报吗？
代代相传，来者可追。我珍视《学林春秋》问世，深愿能读到《学林春秋》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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